庆祝建党百年｜在领袖身边的日子--柏灵回忆录（6）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新形势和任务召开的一次空前盛会。

9月15日 “八大”正式开幕的那天清晨，我在睡梦中被值班员叫醒，让我立即到中南海游泳池随主席去游泳。我迅速穿好衣服，拿上泳裤快速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战友曾文与我同时到达，我俩立即换好泳裤等候主席。

不一会主席来到池边，他每次都是手扶梯子，将身体潜入池水之中上下两次，再松手漫漫进入水中。见主席下水后，我和曾文即跳入水中，迅速向主席靠近，我俩一左一右陪在主席身边向池中游去，主席时仰时侧，游得很开心。

突然，主席转头问曾文：“曾文，你家里来信没有？”

曾文答：“有”，并向主席靠近了一些。

主席问：“谁给你来的信呀？”

曾文答：“我爸爸来的。”

主席问：“你爸爸会写信吗？”

曾文答：“他不会，是别人帮助写的。”

主席听后心情沉重，将头转向我，思索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叫雷启文。”

主席问：“是天上打雷的雷，启发的启，文化的文吗？”

我答：“是”。

主席风趣地说：“那你很会写文章哟？”

我和曾文都笑了起来。我说：“解放后我才读了三年小学，刚学会写信，那能写文章啊。”

主席又转头问曾文：“你结婚了没有？”

曾文羞涩地回答：“没有。”

主席说：“我每年让你们回家几次，为什么不找一个呢？”

我俩只是干笑，谁也找不出话回答。稍停主席又说：“找一个嘛，要是回家时间不够，我可以多给你们几天。”

我们跟随主席游到池边，主席两手扶着南面池边，面向池外。曾文在主席左边，我在主席右边。

这时主席又问：“你们中队增加多少人了？”

“上级已经去调配了，但人员还没有到齐，最近将逐步报到。”我答道。

主席又亲切地问道：“听说你们一天站两小时哨？”

我答：“是。”

主席说：“人来齐了，你们一天只站一小时，那时学习时间就多了。你们不要叫什么队了，叫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你们是学员，请个副校长，我给你们当校长好吗？

我和曾文高兴地说：“太好了。”

主席又补充说：“我给你们当名誉校长，请个副校长。给你们建个学校，在这里读七八年书，达到高中或大学文化。如果人少了，就每个县调一个来，那就有一两千人了。”

曾文激动地说：“那可真有一个大学的人多了。”

主席说：“要是人多，那就一个专区调一至两个，大约二三百人。”

我和曾文齐声回答：“好。”

主席又鼓励我们说：“我看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才一二十岁，完全可以。我的卫士张宝金解放前给人家放牛、打短工。现在人民大学学习，成绩还考第一哟。以前还不是给我端端水、扫扫地，我看你们是可以的。”

曾文告诉主席：“我们是按公安军训练计划进行的，只是多加一点文化课。”

主席说：“你们少学点军事，多学点文化。全国几百万军队还少你们几个吗？”

主席又关切地问：“你们现在学什么？”

我答：“学军事、文化，政治课是《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于光远，胡绳编著）。”

“光学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哲学。还要学物理，化学。”

主席用一只手在水上拍了一下问道：“水，你们知道它的成分吗？鹰为什么会飞？”

我俩答：“不知道。”

主席说：“所以你们要学习。你们一天站一小时哨，其他时间都用来学习。物理学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要多学点物理学，自然科学，任何时候都有用。”

曾文说：“我们回去向领导汇报。”

主席说：“我给你们领导提，我和他们熟悉。你们回去给你们队长提，给汪东兴提。”

我和曾文答：“是。”

主席又补充说：“你们不但要学武，也要学文，要成为有文化的政工人员。只要你们爱学习，在这里学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现在工农出身的大学生还比较少，将来就好了。”

主席这时又问：“将来怎么样？”

我俩七嘴八舌地说：“将来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

主席说：“你们都受过苦，大学毕业后，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好得多。将来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多了，我看你们比他们好。”

主席和我们边说边游，到池边后，主席手扶梯子将全身潜入水中两次，抬起头，用手将头发以向后理了几下，慢慢上岸。主席吃完早餐后就参加“八大”会议去了。

我和曾文回队后，将上述情况各写了一份书面回忆，向中队作了汇报。中队又将上述情况逐级上报到中央警卫团、局。

不久安排我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室值班，具体任务是负责接送到菊香书屋会见主席的首长和客人，为首长开门、开灯，必要时搀扶首长，维护园内安静，在主席散步时随身保卫。值班时负责引导清洁、花卉工人打扫卫生，更换花卉。有时帮助卫士组值班，听电话、电铃和找人，与四、五号哨保持联系。

1956年10 月28日，我正在值班，突然主席宿舍电铃响了，我寻找卫士没找到，因我刚参加值班，不知怎么处理。情急之下就直接闯进主席卧室。当我揭开门帘，只见主席背靠床头半躺在床上，靠墙壁一边堆满了书籍，床头前的桌子上摆满了文件。

我说：“报告主席，卫士暂时不在，有什么事我来办。”

主席抬头一看是我，也没说办什么事，便问到：“你不是贵州的雷启文吗？”

“是，我叫雷启文。”我立正回答。

主席指着床前的一个凳子说：“坐下吧。”

我拉了一下凳子坐下，主席问：“最近你们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很好，文化学习快结束了。”

由于我用词不当，表达不清，主席吃惊地看着我问：“怎么不学了吗？”

我连忙解释说：“是今年的课程结束了，现复习考试，明年上新的课程。”

“哦”，主席放心地说了一声。

我接着说：“学习中没其他问题，就是教员少了一点，外出回来没人补课。”

主席问：“有几个教员？”

我说：“全大队有七个教员。”

主席又问：“有多少人学习？”

我说：“全大队有四五百人。”

主席又问：“你们是什么队？”

我说：“我是一中队，全大队共有六个中队。”

主席又问：“其他队学习怎么样？”

我说：“其他队学习较好，他们很少外出，耽误的课也就少些。”

主席稍停说：“我看你们以后不要跟我外出了，各地都有公安人员嘛，有他们也就行了。”

我一听就急了，忙解释说：“不行呀！外地的同志对有些情况不熟悉，我们还是要去才行。”

主席用商量的口语说：“那就少去一点，你看怎么样？”

我忙答：“好。”

主席那样平易近人，我感觉真成了主席的参谋了。

主席又问道：“你们文化学两门课吧？”

我答：“是。”

主席说：“两门课太少了，你们要学中学的全部课程”。稍停一会又补充说：“地方中学的全部课程。”

我说：“听说团里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里面可能有安排，准备报请主席审阅后执行。”

“哦，在这里，我看过了。”主席顺手指了一下床头桌子上的一份文件说。

接着主席再次提出：“我准备给你们建个学校，专门学文化，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个副校长，教员不够去调。”

这时主席又问：“你们属那里领导？”

我答：“属中央警卫团。”

主席说：“哦，团里不能到外面调人，要公安军才行，我给你们说说。”

接着主席问：“你在哪个哨？”

我答：“我在值班室”。

主席问：“值什么班？”

我答：“原来警卫科的那个值班室，现在移交给我们了。”

主席关切地又问：“一天值班几个小时？”

我说：“我们共六个人，上午6—12点；下午12—18点，晚间每两小时一换。”

主席说：“怎么值这么长时间啊！”

我答：“目前我们人没有到齐，到齐就好了。”

主席指示说：“以后你们站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就行了，其余时间都拿来学习。”

主席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份《参考资料》说：“好，就这样吧，我还要看看文件。”

我见主席没有什么事便说：“我可以走了吧？”

主席点点头说：“去吧。”

值班结束，我将主席在卧室的谈话，原原本本地报告中队。

两天后，我同分队战友张剑明值班，卫士田云玉到厨房去打饭，主席连续两次按电铃，张剑明怕主席有急事，忙去院内，听到主席咳嗽。他轻轻推门进去，只见主席躺在床上，背靠着床头。他问主席有什么事？。

主席问：“小田呢？”

张说：“替主席打饭去了。”

主席问：“你是一中队吧？”

张答：“是的。”

主席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答：“我叫张剑明。”

主席说：“哦，我们见过面的。”

张说：“是的，那是在杭州，向主席汇报过。”

接着主席问：“你们队的文化学习怎样？最近学那些课程？”

张答：“语文，数学。”

主席问：“物理，化学，代数有没有？”

张答：“没有”

主席：“光学语文，数学还不够，学习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这些课程很重要。”

此次谈话不久，主席批准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在职干部文化学习的报告》，一中队新调入人员很快到齐，全队140多人。同时，公安军从各部队调来10名专职文化教员，配备了一名大学学历的教务主任，但没有配副校长。1957年1月23日，一中队正式按地方中学课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学习。主席给予警卫战士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 成为我们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