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百年｜在领袖身边的日子--柏灵回忆录（5）

1956年 6月1日上午10时，主席从长沙到达武汉，我随主席从机场乘车前往东湖宾馆。对主席游泳安全和保卫工作我们准备得很细致。早在5月25日，警卫科长孙勇根据主席的指示，已经提前带领王惠等警卫人员对武汉段长江的水域进行了考察和试泳，为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到达武汉后，趁上午主席开会的时间，中队长韩庆余又带领我们上了一艘快艇，对长江几个危险地段的水情进行实地考察并试游。

首先试游武汉长江大桥附近水域，韩队长在船上指挥，我们几名队员在长江大桥上游四五百米的地方下水，顺水穿过大桥游向下游。我记得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只建到八号桥墩，桥面还没有铺设。当游到桥墩时，水流虽然非常湍急，但没什么太大的危险，主要怕江中有遗弃尖锐的铁器等物，潜伏在水下看不见，如不小心有戳伤的可能。

再就是长江与汉水汇合处，据说这里流速急，旋涡多。我们几人同样从上游一直游下去，也没发现大的问题，中队长决定上船返回。在返回时大家站在甲板上，密切注视着江面的各种可疑情况，突然在汉水汇合处发现几个大旋涡，没等快艇减速，我们几名队员随着韩队长“下”的口令，从高高的甲板上跳入江中， 在旋涡中立即感到有一股力量向下拉动，但大家凭着过硬的水性战胜这股水流，只有一名队员不慎喝了几口水。经过试泳证明长江是可以游泳的。但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在长江大桥下游下水比较稳妥。

一切准备就绪，下午主席登上“东方号”大轮船，兴致勃勃地去游泳，当地有关部门又准备了几艘快艇和救护用的木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军区、省、市主要领导同往。轮船开到长江大桥下游不远处抛锚停船，主席走出船舱，在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顺扶梯慢慢下水，一中队警卫人员按惯例队形，紧紧围在主席的四周。此外，湖北省保卫部门也挑选部分水手一起担负安保工作。

船上的高级干部很多，但随同主席下江游泳的人不多，陪游到终点的就更少了，只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始终坚持陪游到主席上船。

那天我轮值，在船上看守武器。江青及很多军政首长都在船上，大家站在船舷护栏上，看到主席轻松愉快地顺水而下，都对主席畅游长江的胆量和游泳技术赞不绝口。

一位首长说：“今天水温太低，主席好像没事。”“主席身体胖，脂肪多，他不怕冷。”江青一旁说道。

大家正在议论时，船上有一位上将和一位中将脱下军装就下水了，他们打算游过去追赶主席。哪知下水只游了200多米就力不从心，中将见势头不对立即回游上船；可那位上将两手向上直伸，很明显是手脚不听使唤。此景惊呆了船上的人，我立即脱下衣服跳入江中，迅速游到他身旁将其扶起，逆水拉了２００多米，接近轮船时，船上的人员将绳子抛到江面，将军拉着绳子，我在后面推着，将其拉上轮船。

上船后将军脸色苍白，全身哆嗦，工作人员迅速为他披上衣服。此时我也累得气喘吁吁，当时也不知道这位将军是谁，后来得知他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

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没有告诉其他战友，总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要是陈再道将军还健在，肯定也说不上是谁把他救上船的。那位中将和留在船上的人都亲见了此事。

主席的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一艘渔船将陈再道同志救上船。”这是错误的，当时李志绥跟随主席下水游出很远了，船上发生的事他并不清楚。李在回忆中记述：当天在船上进餐时，毛主席还和陈再道开玩笑说：“陈再道，你怎么逆流而动呢？”

晚餐后，湖北省委招待看戏，可能是走漏了消息，主席还没进剧院，门前就挤满了等待的群众，我们好不容易护送主席进了剧场。演出结束，主席走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现场万众欢腾。当我们簇拥着主席走出剧院大门时，只见门外及附近楼房的窗户、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大家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主席也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我们迅速保护主席上车，否则，人越来越多就走不动了，人民群众最欢腾的时候，就是我们警卫人员最紧张的时刻。

从 6月1日到 6月3日，主席三次畅游长江，我除第一次在船上值班看护武器外，其他两次都紧随着主席伴随始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记住下水的地名和准确时间。

6月4日下午2点，主席在汉口王家墩机场乘机返京。主席乘坐的是苏制尹尔１４型专机，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另一架飞机先行起飞。那时飞机上没有空调，因飞机在露天机场停放了三天，当我们走进机舱，如同进入火炉。原先放在飞机上的半箱汽水成了热水，从广州给主席捎带的芒果也热乎乎地开始腐烂了，我们只好在机上给“消灭”了。有几名战友来时将换洗的衣服和皮鞋油包装在一起放在飞机上，结果鞋油受热膨胀溢出污染了衣服，为此得一教训。

上飞机时热得要命，起飞后又冷得发抖，大家连忙打开皮箱取出外衣。飞行到河北衡水上空时，只见空中乌云密布，雷鸣电闪，飞机提升了飞行高度，躲过云层。我们在机上看到机身下黑压压的的云层不断翻滚，电光闪闪，但云层上空则是霞光万道。空中气流强大，机身左右颠簸，忽上忽下，上升还好，下降时心肝都贴到背上了。很多战友恶心呕吐，脸色苍白。我们这些经过特别训练的年轻人都感到十分难受，主席在机上的不适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到过一篇关于这次空中遭遇的文章，题为《毛泽东专机空中历险》（《周报》526期12页）。文中说“毛泽东一生极少乘坐飞机，这跟他一次空中遭遇有关……”这完全是作者的错误判断。我认为毛泽东主席之所以乘机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乘坐专列方便，他可以随时随地让沿途地方领导上车汇报工作，便于调查研究，了解民情。

事实也是如此，这次空中遭遇后，我又多次跟随主席乘机出巡：1957年７月１日从北京乘机到杭州；7月12日从南京乘机到青岛；9月5日从郑州乘机到武汉；9月7日从武汉乘机到长沙；9月9日从长沙乘机到南昌；9月10日从南昌乘机到杭州等。仅仅这一年，我就多次跟随主席乘飞机南来北往，怎么能说主席乘机少与“一次空中遭遇有关”呢？

6月4日下午6点，我们乘坐的第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着陆，紧接着主席的专机也安全着陆。至此，我们警卫人员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周密布署和指导下，在各地保卫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圆满完成了毛主席南方视察及畅游“三江”（珠江、湘江、长江）的警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