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新政下的中国产业园区
按照国家总体战略部署，在“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 目标之下，中国将用30年时间，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这一任务颇为艰巨。以英国为例，其在1972年就已实现本土碳达峰，但计划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历时近80年。这意味着，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对高碳行业的高度依赖，向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目标后，十四五规划中又对二氧化碳排放降幅设置了具体的目标值。而控制碳强度、碳排放总量的政策执行者，既包括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也包括“有条件的地方”。
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的紧迫性、任务的艰巨性，要求中国必须抓住产业园区这一工业绿色发展和能源低碳化转型的重要载体，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循环体系、重塑园区形态，在实现碳中和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包含了解决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的关键之法。工业园区是工业企业集聚发展的核心单元，也是我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空间载体。通过生产要素的聚集与整合, 工业园区可以提高工业化的集约强度、规模优势并优化功能布局，以突出产业特色、提高市场竞争力。
我国工业园区建设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的蛇口工业区，经过由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发展，各类产业园区已达1.5万余个, 对经济贡献达30%以上。与此同时，由于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60%以上(2019年数据)，工业园区碳排放可达全国总排放量的约31%，成为了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排关键所在。
“碳中和”园区是指在园区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系统性融入“碳中和”理念，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固碳、碳汇等多种手段，通过产业绿色化转型、设施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在园区内部基本实现碳排放与吸收自我平衡。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园区。
工业一直是温室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业领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领域。伴随着我国“企业入园”的发展趋势，产业园区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大多集中在产业园区或经开区，随之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日渐增加。根据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产业园区贡献了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1%。因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整体能效，加快推动“碳中和”园区建设将成为落实我国精准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落脚点，亦会成为“十四五”期间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在于能源转型，工业园区碳排放成为了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排关键所在，我国工业园区低碳化转型历程可总结为四种类型：循环经济工业园、生态工业园区、低碳工业园区、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零碳工业园的建设可以视作国家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的战略落地。以低碳试点体系建设为例，2010年以来，中国陆续开展了6个低碳省(区) 和81个低碳城市、51个低碳工业园区、400余个低碳社区和8个低碳城(镇)试点，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试点体系。而从试点城市的规划来看，其又可能将低碳理念融入校园、社区、医院、工业园等。
工业园作为碳排放的最大单元，其实现零碳的难度和重要性也与之相当。对于工业园区而言，其碳排放主要包括两类：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具体而言，零碳工业园的建设需要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零碳能源：指的是在生产、使用过程中不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
零碳建筑：可以独立于电网运作，全部能耗由场地产生的可再生能源提供；
零碳交通：核心是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交通工具电气化，同时鼓励公共出行、共享出行；·
CCUS：即碳捕集、利用和储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是CC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新的发展趋势。
国内方面，仅有广东省和湖北省两地发布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浙江、福建等地开展了相关的试点工作；
国际上，碳中和目标在欧洲的推进速度和进度都排在前列。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近年来已呈连续下降趋势，2021年一季度能耗同比下降高达8.1%。这与我国多年来对工业园区低碳化转型的要求不无关联。自2010年起，原环境保护部就在《关于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中加强发展低碳经济的通知》中提出，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重点纳入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内容。
2015年10月，“十三五规划”中又首次明确提出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选择条件成熟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功能区、工矿区、城镇等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到2020年建设50个示范项目。
在2019年全球341.7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中，中国占比高达到28.8%，排放量为98.3亿吨。这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提出碳中和目标对全球减碳工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十四五规划中对碳减排、碳中和工作的部署，再次彰显了我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和担当。虽然对于具体的应对措施而言，无论是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积极有序发展核能，还是勇于挑战传统化石能源的前沿技术，都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与不足。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对“碳中和”园区这一概念进行明晰界定。事实上，“碳中和”园区是随着中国对碳排放工作不断认识深化后，既具传承又具创新的概念。结合绿色园区、低碳园区等概念定义。
总体而言，我国工业园区低碳化转型历程可总结为四种类型：循环经济工业园、生态工业园区、低碳工业园区、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近零碳排放比低碳的要求更高，强调碳排放总量而非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 ；但与“零碳排放”相比，近零碳排放允许采用碳汇等抵消机制，即碳源减碳汇接近于零。也就是说，零碳工业园意味着在无碳汇抵补的前提下能源、建筑、工业、交通等方面绝对的无碳排。因此，零碳工业园可以说要求极为苛刻，其标准甚至超过碳中和(即净零排放)的要求。
对于工业园区而言，其碳排放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直接排放，产生于园区内部的能源活动(工业、建筑和交通)，如工业过程、燃料燃烧、废物处理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是间接排放，产生于外购的二次能源，包括电力、供热/冷等能源消费。那么，实现零碳排放的核心就在于发挥工业园区的整合优势, 使工业过程电气化，并转变对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
在有效的减碳路径下，以2015年中国工业园区CO2排放量28亿吨为基准，我国工业园区CO2排放量在2035年和2050年将分别控制在20.3亿吨和9.9亿吨以内，在2015-2035年和2035-2050年期间预期将分别减排至少7.9亿吨和10.4亿吨，2015-2050年合计减排60%以上。具体而言，零碳工业园的建设以零碳能源为起点，需要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零碳能源 零碳能源指的是在生产、使用过程中不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相较于独立的工厂，工业园区的规模优势更能有效的进行一体化的综合能源规划，整合能源投资和能源技术。对于工业园区而言，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零碳能源系统，不仅要考虑所采用的能源种类，还要搭建配套的基础设施，如智能电网、储能设备。
零碳建筑 零碳建筑指零碳排放的建筑物，可以独立于电网运作，全部能耗由场地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提供。此外，零碳建筑还可以减少其他空气污染物、降低建筑运营成本、改善建筑内部环境，并提高建筑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研究，零碳建筑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其一，提高能源效率，通过被动式节能设计，房屋可以依靠被动收集的热量来保温，设计内容包括保温墙体、门窗技术、建筑通风、电器节能等；
其二，搭载可再生能源，如搭建太阳能电池板或太阳能热水系统；
其三，对于使用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做饭或加热热水的现有建筑来说，则需要采取其他碳抵补措施。
“碳中和”产业园区建设的瓶颈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建设循环经济园区、低碳园区、生态园区、绿色园区等政策文件，在推动园区绿色化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面对碳中和这一新的背景和要求，产业园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提升经济密度和能级，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迭代升级。
与此同时，园区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基本单元，具有产业高度集聚、基础设施集约、创新要素集中等特征，通过“小空间、低成本、系统性”推动碳中和技术应用，将有利于放大碳中和园区的规模效应、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动全社会碳中和工作。
虽然在低碳园区、生态园区、绿色园区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一定基础、积累了一定经验，但“碳中和”园区作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和转型升级的新概念、新形态，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四方面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加以解决。
碳中和园区的整体战略框架尚不清晰目前，未来对于产业园区如何实现“碳中和”应该会有指导性意见。但在现阶段，各地对“碳中和”园区的认识仍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对于整体框架、工作重点、实施步骤等把握并不清晰，难以真正从系统性、整体性考虑推动园区的转型升级，同时不可避免还将造成园区的重复建设和低效建设。
碳中和园区的建设标准规范相对滞后目前，标准规范的制定不仅是中国推动“碳中和”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能源变革和技术创新话语权的争夺焦点。
虽然，已经陆续出台《行业类生态产业园区标准（试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园区低碳工业园试点工作方案》，但一方面，标准的强制性仍然不强。不同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工信部制定的《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工作方案》侧重于工业发展，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侧重于环境治理与保护，由于现有分类管理体制的因素，政出多门现象明显，园区落实标准规范也缺少强制性的监测和考评手段。另一方面，围绕“碳中和”的相关技术标准、应用规范等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从制定标准到推广应用还需要一个较长的阶段。
“碳排放”核算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碳排放的确权和核算直接关系到“碳中和”园区的建设效果评价。目前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未对碳排放权利进行明确界定，使得地方碳排放交易缺乏法律依据。同时，虽然中国已经根据国际ISO标准建立24个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但园区在国家统计体系中不是独立统计个体，因此导致以园区为主体的碳排放核算范围不一致、核算结果没有可比性。此外，在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对于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核算也存在难点，能否利用穿透式、可追溯技术手段，实现企业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应统尽统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
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基于“碳中和”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迫切需要以低碳技术创新突破作为引领，加快形成全面支撑我国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的技术体系。
从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低碳技术水平与“碳中和”园区高标准建设的需求还不匹配。针对脱碳、零碳、负排放技术供给不足的现状，仍需要在国家层面设立跨领域综合交叉的碳中和重大科技专项，提前做好技术研发供给侧结构调整，进一步明确碳中和技术需求，优化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研发布局。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往往需要巨大的前提投入，特别是对于“碳中和”而言，从企业角度看，低碳技术应用的成本与企业生产效益的提升可能并不成正比，仅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角度去推动该项工作难度又相对较大，如何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成果转化机制、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应用推广机制，都需要进一步统筹谋划。
目前，国家标准《零碳建筑技术标准》启动编制，在既有绿色建筑政策框架基础上，增加零碳建筑控制指标，推行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
零碳交通核心是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交通工具电气化，同时鼓励公共出行、共享出行。当然，交通领域的无碳化部分取决于供电端。但仅就工业园区内的零碳交通而言，主要指园内的共享单车/汽车、新能源公交车等。以我国苏州工业园为例，其对于零碳交通的改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公交车的100%电动化，不仅能实现每年减碳24万吨，更节能40%；二是推广公共自行车服务及电动汽车租赁服务；三是加快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建设，并计划于2023年实现100%的智能交通覆盖率。
此外，对于重工业园区，重型卡车的氢能化也在陆续推进当中。
CCUS即碳捕集、利用和储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是CC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新的发展趋势。对于重工业而言，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很难避免，对此CCS或CCUS无疑是最佳解决路径。原理.上来说，CCUS主要包括四个环节：
一是选址，距工业园区就近最佳；二是捕集，将二氧化碳从其他工业排放中分离后压缩致密或类液体状态；三是运输，一般通过管道运输并保持其致密状态；四是储存，将压缩的二氧化碳注入并储存在深层盐水地层或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层中。
虽然CCS或CCUS理论可行，但目前来看其投入成本过高。如加拿大Quest项目从油砂精炼装置进行碳捕集并封存于地下2000米的砂岩构造中，总投入8.65亿加元的政府资金支持；荷兰鹿特丹计划开发的CCS将把二氧化碳注入至北海空旷的气田中，总投入需4.5亿至5.5亿英镑，预计于2024年开始使用。
我国目前的CCUS示范项目主要集中在燃煤发电和煤化工领域，随着《绿色债券目录》(2020年版) 将CCUS项目纳入其中，其与工业园的配套发展可期。
在上述零碳工业园建设可能需要的基本设施之外，仍有诸多内容尚未讨论和展开。例如，在土地规划方面，零碳工业园建设需要最小化对土地的占用，尤其是森林、湿地等重要的碳汇所在；在科技设施方面，需要构建物联网等，以收集和分析温度、照明、耗电量等数据，辅助工业园运转并为其建设模式的推广复制打下基础。此外，与零碳城市的建设类似，零碳工业园所需的能源类型、能源结构也要依据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已有条件等多方因素来决定。
当前零碳示范产业园区建设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相关政策与法规不完善，标准缺失，各领域碳排放指标不明确；二是电力体制改革有待完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可再生能源发展受限；三是城市能源系统各自运行，对电、水、 气、热等能源缺少统一规划，尚无完整的智慧能源数字化管理平台。
对于传统产业园区而言，其依赖传统工业、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期，可积极运用低碳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具体措施可包括:其一，有效利用低碳产业技术和循环利用技术;其二，引导产业结构向低碳的战略新兴产业，如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进行转型。
为了达到碳控目标，我国未来在产业园区领域实施的各种政策工具将分为三类：
一是命令控制型工具，包括降低和淘汰落后产能、绿色建筑节能、车辆排放标准等，通过制定较为严格的减排目标、明确的技术标准来限定企业的污染排放，可以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偏向型技术的升级。
二是市场型工具，主要包括碳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节能试点等政策，是一种更加灵活的规制工具，通过价格、补贴、税费等市场化手段可以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经济激励，以此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三是自愿型工具，如低碳交通体系试点、低碳工业园区、零碳建筑等，通过引导企业的环保意识，让企业自发进行节能减碳等绿色行为，企业以此获取社会声誉和提升经济效益。
目前来看，只有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尚未可知。
国内“碳中和”园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的紧迫性、任务的艰巨性，要求中国必须牢牢抓住产业园区这一工业绿色发展和能源低碳化转型的重要载体，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循环体系、重塑园区形态，在实现碳中和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长三角产业园区数量多、规模大，集中度高，理应成为中国“碳中和”产业园区建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为其他地区“碳中和”园区建设提供示范标杆。
我国近零碳排放示范区的建设自十三五规划提出以来已五年有余，仅有广东省和湖北省两地发布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但也有浙江、福建等地开展了相关的试点工作。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1月20日印发了《广东省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优先在城镇、建筑、交通 、城市和农村社区、园区、企业等六个领域开展试点，但未见时间表。随后，遴选广东状元谷近零碳排放区作为园区试点，并制定了《广东状元谷电子商务产业园低碳发展规划(2016-2020年) 》，计划于2020年完成示范工程试点项目建设。
当下，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率先探索“碳中和”园区建设。例如，北京的金风科技亦庄智慧园区提出，要打造集可再生能源、智能微网、智慧水务、绿色农业和运动健康等功能于一体的可感知、可思考、可执行的绿色园区生态系统。河南信阳的上天梯新材料（碳中和）产业园与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提出要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低碳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深化合作，打造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集群。
这些园区聚焦专业领域积极开展试点，对于中国“碳中和”园区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更普遍意义上来看，“碳中和”园区与以往低碳、生态、绿色园区相比，应当更加注重把握四大特征：
注重“碳中和”园区建设的系统性。“碳中和”园区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要想实现园区“碳中和”的建设目标，必须要对园区规划、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运行管理等进行系统性考虑，从园区开发建设之初就需要考虑嵌入“碳中和”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同时围绕产业链设计、能源利用和资源利用，系统性统筹考虑企业生产、楼宇建筑、园区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
强调“碳中和”园区建设的双循环。园区是城市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碳中和”园区建设不仅要注重园区内部的“小循环经济”，更要看到园区之间的“大循环经济”。从“碳中和”园区自身建设来看，要积极构建内部能源和资源利用的闭环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内循环和自平衡；但与此同时，园区不可避免地要与外界产生货物、能源、排放等方面的联系，“碳中和”园区建设必须放在城市乃至区域的视角，充分挖掘园区间合作的共生潜力，加强与周边区域的统筹协调，通过碳交易、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更广阔时空中的“大平衡”。
突出“碳中和”园区建设的硬约束。一直以来，中国对于低碳园区、生态园区、绿色园区建设，考虑到发展阶段和成本问题等因素，是以引导和鼓励为主要推动方式的。而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确定毫无疑问将给园区带上“紧箍咒”，“碳中和”将从“软约束”变成“硬约束”，各类与碳排放相关的监测指标或将成产业园区的约束性指标。
重视“碳中和”园区建设的智能化。传统园区的低碳绿色化改造往往侧重于单个企业的节能技术应用或者减排设施配置，园区作为管理运营主体，无论在技术手段还是在管理手段上，都很难全面及时掌握园区的能源使用和排放情况。即便是能源、环保部门，目前监测企业碳排放情况也还以定期、不定期的上门抽查、检查作为主要方式。随着碳排放量的动态实时监测成为碳中和产业园区的关键基础工作，以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智能传感器等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将会在“碳中和”园区中大规模推广和普及。
“碳中和”园区作为低碳、生态、绿色园区的“升级版”，未来可以围绕“四大体系”来进行整体性框架设计：
一是形成低碳绿色产业体系，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企业低碳改造、低碳技术创新供给、碳中和金融等；二是形成清洁能源利用体系，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常规能源等的协同互济；三是形成固废资源循环体系，包括企业固废物交换利用、工业废水重复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污染物集中处置等；四是形成智慧园区管理体系，包括能源动态管理、能源申报管理平台、碳排放监测交易平台、新型基础设施等。
其中，低碳绿色产业发展是“碳中和”园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牵一发而动全身；清洁能源利用体系和固废资源循环体系是“碳中和”园区打通上下游链条的重要支撑；智慧园区管理体系是“碳中和”园区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关键基础平台。
据最新的消息，上周（5月28日），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正式获得由北京绿色交易所颁发的“碳中和”证书，标志着该产业园率先实现“碳中和”，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工业园区。厂房的屋顶光伏发电，水蓄冷解决了车间供冷，加紧安装的两台大型风机7月份可并网发电。产业园已成为一个自发自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绿色低碳”园区。
这个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是三峡集团与福建省战略合作项目，将建设海上风电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及检测、设备安装及运转、电站运行及维护、人才培养及培训等五位一体的产业集群。按照“智慧园区、绿色园区”的定位，产业园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风资源、良好的光资源建设绿色、清洁能源，积极推进智能微网建设。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碳中和”工业园区的成功落地，为全国碳中和智慧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示范样板，是继金风科技建成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碳中和”园区后的又一经典案例，项目的成功实施得益于金风科技多年来围绕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供给、智能微电网、节能和数字化的能效管理平台等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工业园区智慧能源生态体系。
中国“碳中和”园区转型的战略路径
碳中和标志着新一轮能源革命迈向高潮，也意味着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开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引导下，碳中和相关产业必然会顺势崛起，低碳零碳技术、节能节材技术、循环利用技术、减排增汇技术、负排放技术等研发和产业化将会蓬勃涌现。在此背景下，园区一方面是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扩大低碳技术供给的主阵地，另一方面，也同样是低碳技术重要的应用场景，未来大量的低碳技术商业化成果可能会被率先应用于园区厂房、办公楼宇等园区载体空间中，并逐步向经济社会其他领域复制推广。
我国产业园区不再仅仅是产业集聚发展、贡献经济增长的主阵地，同时也是践行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的主战场。“碳中和”园区的开发建设一定要摈弃先粗放发展再腾笼换鸟、先污染再治理的传统路径，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园区发展全过程。
我国产业园区数量多、种类广泛，推动“碳中和”产业园区建设要以“园区碳排放与吸收总量最大平衡”这一根本目标，探索碳中和产业园区转型的战略路径。
传统产业园区规划侧重于产业领域的选择、功能布局的设置、招商政策的创新，对于资源环境的考虑往往限于通过环评报告，在实际操作中更是流于形式。未来的“碳中和”园区规划应当是兼顾绿色与发展、兼顾生产和生态的全面规划，要从规划阶段就为园区实现“碳中和”做好整体设计。
传统意义上的园区管理和运营主体，其职责主要是做好园区开发、提供企业服务、保障园区安全，与碳相关的事情要么是监管部门的事，要么是企业主体的事，似乎与园区没有强关联。但是在“碳中和”时代，园区在原有职责基础上，必须承担起完善低碳基础设施、加强排放监测、合理确定园区碳排放阈值、创新碳排放激励机制、开展碳排放交易等责任。
目前各城市对园区的考核评价，虽然也设置了节能减排指标，但从“指挥棒”导向上来看仍然是“经济导向”大于“生态导向”。随着“碳中和”逐渐成为约束性目标，园区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也必须相应重构，园区生产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都将被纳入考核和评估范畴。
“碳中和”园区在建设初期充分考虑产业结构比例和产业上下游关系，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实行绿色招商和产业链招商。对于园区已有重化工业企业要加快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大力推广无碳、减碳、去碳等低碳技术，从生产源头减少碳排放。
按照“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循环链接”的原则，合理延伸园区相关产业链，实现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物料闭路循环，促进原料投入和废物排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鼓励企业将可再生能源从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补充变为增量主体，推广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相结合、小型分散与集中利用相结合的新型用能方式。
推动“物流系统清洁化”，形成以节能为核心的公共交通结构，提高园区交通通达度，重视园区各板块间公共交通的便捷度。同时，要大力发展以网络货运、多式联运为代表的绿色物流。同时，促进“园区建筑节能化”，大力发展园区绿色建筑，对既有厂房、楼宇等存量建筑进行绿色化改造，新建建筑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积极探索光伏建筑一体化建设。
在深入了解园区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对园区内生态要素进行调整、优化、改造。注重屋顶绿化建设，尽可能扩大园区碳汇绿化面积，增强园区碳汇能力。加大智能传感器、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基建在园区工厂、建筑、停车场等全域布局，全流程、全时段监测园区碳排放量。同时，加强能源智能化应用和可视化管理平台、园区综合监控平台等管理型公共平台建设，从而整体实现园区碳中和的精细化管理、智慧化服务。
来源：工业园区环境管理